从“集聚”到“成长”：国际科技组织需要怎样的生态｜国际科技组织建设分论坛集聚圆桌实录
2026-11-06
编者按：2026年11月2日，在大湾区科学论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分论坛上，深圳市共熵产业与标准创新服务中心主任侯燕主持“集聚”主题圆桌，与六位嘉宾及现场听众展开讨论。本文根据会议圆桌记录整理，并作必要的文字编辑。
主持人：侯燕，深圳市共熵产业与标准创新服务中心主任
圆桌嘉宾：
- 张泽松，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学务副校长（数码学习）、教授
- 吴涛，上海自贸区世博管理局总部经济处副处长
- 王佳，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副秘书长
- 芦晓鹏，北京科技国际交流中心主任
- 王泽彬，河套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
- 张英杰，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
PART 01第一轮：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，靠什么吸引人？
侯燕：今天上午，我们听到了国际科技组织建设的主题分享，也了解了南沙和河套集聚区的实践。接下来，我们想更多地讨论：集聚区应该怎么做，现在做到了哪里，还差什么。
第一个问题想请六位共同回答：如果用一个词概括，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？是连接、政策、服务，还是其他因素？
张泽松：我想说的是“生态”。大学需要培养合适的人才，让他们从事有意义的研究，再把研究转化成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。这几个环节要连在一起。
我们也很重视国际生态。香港城市大学立足香港、背靠祖国、连通世界，既要吸引国际人才来到大湾区，也要帮助他们与国家的发展需要对接。学校在香港和东莞都有布局，希望让不同背景的人才进入创新生态，推动成果转化。
比如，学校通过HK Tech 300等创新创业工作，为人才和团队提供发展的机会。我们也关注年轻学生与国际组织的连接，让人才不断成长、参与合作，为生态注入新的活力。
对大学来说，如何把大湾区的教育和科研优势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，如何在标准和国际组织建设中发挥作用，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
吴涛：我选择的词是“服务”。我们建设上海国际组织服务中心，希望为组织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支持。
一个组织刚开始，可能首先遇到的是怎样落地、由谁担任业务主管单位。不同组织适合的形式不同，需要在前期帮助它分析路径。落地之后，还有办公、账户、税务、知识产权、法律事务以及人员生活等一系列问题，需要专业服务跟进。
我常觉得，组织首先要能够“出生”，然后能够“生存”，再到更好地“生活”。除了支持其日常运转，还要让组织融入城市环境，利用文化、商业、旅游、体育等资源，也让工作人员更好地生活。
更重要的是帮助国际组织与产业结合。组织落地后，希望与企业、社会组织开展合作，参与标准制定和国际交流。集聚区要提供连接产业和应用场景的机会，帮助组织真正发展起来。
王佳：如果只选一个词，我选“公信力”。作为国际组织，我们希望全球科研力量能够聚在一起，形成科技共识，公信力是最重要的基础。
资金、场地、政策和人才都很重要，但这些条件在不同地方都可以建设。国际组织更核心的事情，是让不同参与方愿意共同制定规则、分享数据和资源、开展联合评审与合作，最终形成大家认可的共识。
如果缺少公信力，即使把组织和资源集聚在一起，也难以形成长期的国际合作。
国际组织都希望拓展自己的工作网络，因此会考虑在不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和分支。我们已经与北京有关方面开展合作，也在考虑与上海、深圳、雄安等地进一步连接。
不过，在具体落地之前，我们会看当地的人才集聚程度、对国际组织的政策支持，以及是否具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共识和条件。归根结底，公信力仍然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。
芦晓鹏：从北京的实践和我个人的体会看，核心也是“服务”。北京有关方面建立了服务团队，向组织介绍政策、帮助解决问题，重点不仅是让组织进来，还要支持它的成长和发展。
组织来到集聚区，可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互相支持的环境。如果有类似共享秘书处这样的公共服务，能够分担一些共同事务，就会有吸引力。
但仅有共享办公还不够。组织还会考虑：在这个区域，能不能获得发展机会，能不能把自己的业务做好。做好服务、帮助组织成长，集聚区才有持续吸引力。
王泽彬：我选择“生态”。河套有区位优势，也有政策和制度方面的优势，但我认为，最重要的是这些条件能否共同形成生态。
空间、租金、资金和服务，都是集聚组织的必要条件。有了这些条件，还要有科研机构、高校、企业和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参与，才会形成一个有活力的环境。
河套已经集聚了一批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，也有共熵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。园区还有高水平科研机构、港澳高校相关机构和科技企业。这些要素可以相互连接，为国际组织提供合作对象和发展空间。
国际组织不能孤立存在。只有与科研、产业、人才和服务连接起来，集聚才有意义。
张英杰：我想用的词是“未来”。雄安是一座正在成长的新城，我们希望为国际组织提供的，是面向未来的技术、规则和应用场景。
雄安的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工作还处在筹备过程中，但新区已在政策层面提出支持国际组织发展的措施。现场我也介绍了相关支持方向：针对符合条件的国际组织总部、代表处或分支机构以及多边合作机制，设置不同的支持安排。
我愿意把具体数字也说出来：总部支持1000万元，代表处、分支机构支持300万元，多边相关机制支持600万元。具体适用对象、申报条件和支持方式，需要以政策文件和主管部门解释为准。
雄安早期邀请国际专家参与城市规划，现在也希望吸引国际组织落地，把科技创新力量和未来产业更紧密地连接起来。
PART 02第二轮：从落地到成长，集聚区怎样真正发挥作用？
大学为什么需要国际科技组织？
侯燕：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布局，紧邻松山湖科学城。从研究型大学的角度看，国际科技组织是锦上添花，还是刚需？大学能不能成为国际科技组织的培育摇篮？
张泽松：我认为是刚需。如果把大学仅仅看成教书、做研究、发表论文的地方，国际组织可能像一个附属品。但大学还承担人才培养、国际合作和成果转化的任务，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把学者、企业和不同地区的资源连接起来。
很多大学学者本身有跨地区学习和研究的经历，也在国际组织担任职务。他们与国际同行联系密切，可以帮助建立信任、推进合作。大学和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，不只是参加会议，更是构建全球合作的信任链条。
人才培养也可以依托这样的平台开展。例如，学校与海外高校开展不同形式的联合培养，让学生在不同环境中学习、研究，再把经验和联系带回来。
大学不仅能够成为国际组织的孵化器，还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。把学科、人才、研究设施、企业需求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，才有可能从一个研究方向、一批学者和合作伙伴中，逐步孕育出新的组织和生态。
上海：怎样提供从注册到产业对接的服务？
侯燕：上海世博片区较早从国际经济组织集聚起步。前期如何吸引组织落地？在注册登记、人才、活动和长期发展方面，有哪些服务安排？
吴涛：浦东较早布局国际经济组织集聚。我们面对的组织类型不同，登记和管理路径也不同，因此首先要根据具体情况，帮助组织理解可以选择什么方式、需要对接哪些部门。
在登记方面，我们结合浦东的制度优势，探索帮助符合条件的组织对接业务主管部门，解决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在人才方面，也有相关计划和配套措施，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支持。
组织落地后，还需要活动空间和合作机会。浦东举办国际组织相关活动，帮助组织对接场地、合作伙伴和城市资源，让组织有更多展示和交流的机会。对符合政策条件的项目，也有相应的活动、空间或发展支持。
我特别想强调，服务不只是补贴房租。对于与区域产业方向契合的组织，我们还希望帮助它对接企业、研究项目和应用需求，让组织能够持续开展有价值的工作。不同支持项目有不同条件，具体仍要按政策申请。
初创国际组织最缺什么？
侯燕：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是比较年轻的组织。如果请您开一张需求清单，最重要的是办公空间、注册便利、运营团队、经费，还是国际社会的认可？
王佳：场地、注册便利和所在地的政策都重要，但我认为，对初创国际组织来说，有三件事应该放在更前面。
第一是公信力。组织需要获得不同区域、不同领域，特别是科技共同体的认可。只有建立这个基础，未来提出的议程和形成的成果才有价值，才能吸引更多伙伴参与。集聚区本身的公信力是支持组织发展的生态条件。
第二是持续、稳定、多元的资金来源。组织不能长期停留在松散的志愿者状态，需要考虑如何把会费、项目资助、公益支持、企业合作等不同来源结合起来，支撑长期运转。
第三是专业团队和清晰的治理规则。组织的愿景最终要靠专职秘书处和专业人员落实；决策、资金使用和日常运转也需要清晰、透明，才能真正支撑公信力。
概括起来，就是公信力为先，资金托底，团队和制度保障落地。在此基础上，组织还可以逐步建设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平台，形成在国际领域发声的能力，并推动常态化交流。
集聚区如何判断一家组织已经“毕业”？
侯燕：有一个说法让我印象很深：集聚区怎样判断一家组织可以“毕业”了？评价一个集聚区，是看入驻了多少家组织，还是看成就了多少家组织？
芦晓鹏：集聚区有点像孵化器。早期可以提供共享空间、公共服务等支持，但组织能否“毕业”，主要还是要看它自身是否发展起来。
如果一家组织逐步形成了稳定的资金来源，有了自己的业务和品牌，也能够在专业领域持续开展工作，那么它就有了更独立、更健康的发展基础。集聚区的价值，不只是把组织引进来，而是帮助组织成长。
河套：怎样把区位优势转化为跨境便利？
侯燕：河套的独特底色是“一国两制”和深港协同。除了看得见的空间和生态，在服务国际组织落地、运营过程中，有哪些制度协同和创新实践？
王泽彬：国际科技组织如果选择在大湾区落地，可能会比较不同城市。香港、澳门的国际交流便利，但组织也需要贴近内地产业；内地城市有产业链和企业资源，组织又可能关注国际往来便利。
河套处在深港交界，具有“一区两园、一河两岸”的特点。我们的工作，就是尽可能把这种区位优势转化为组织能够感受到的便利。
国际组织运行涉及人员、货物、资金和数据等要素。河套在跨境人员往来、科研物资流动、资金跨境等方面，都在探索便利化服务。比如，“科汇通”试点为符合条件的科研资金跨境流动提供便利；组织在实际办理时，仍要按照适用规定和具体条件操作。
除了跨境便利，我们也在完善空间、活动和组织发展方面的支持。今天听到上海和北京的经验，我也有很多收获。制度创新需要持续学习，最终还是要看组织在实际运营中是否真正受益。
雄安：先有产业，还是先有国际组织？
侯燕：雄安是一座从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新城。应该先发展产业，再引进国际组织，还是可以反过来，用国际组织和高端平台牵引产业？未来应用场景能否成为吸引组织的差异化优势？
张英杰：我认为两者严格来说没有固定的先后关系，而是双向驱动。
在雄安，我们有一个理念：建新城，也是建场景。城市建设会产生新的应用需求，新技术、新产品可以在真实场景中得到试用和完善；这些场景也可以吸引科研团队、企业和国际组织参与。
以开源芯片相关技术为例，经过持续推动，一些技术从概念走向城市物联网感知终端等应用。智能表具、门锁，以及更便捷的居住体验，都是我们希望通过新技术和新场景探索的方向。
雄安也持续开展“未来之城场景汇”，发布场景需求、对接创新资源，让技术供给方和实际需求方有机会见面。我们的想法是，通过开放未来场景、吸引未来技术，再由高水平组织和创新力量反过来赋能产业发展。
对雄安来说，“未来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希望通过具体场景、规则探索和产业应用，让不同主体找到合作机会。
PART 03第三轮：现场提问与嘉宾建议
自行落地与入驻集聚区，有什么不同？
现场提问：我们协会总部在香港。如果自行在内地落地，与入驻集聚区相比，政策和服务有什么不同？集聚区能否为处在成长期的协会提供登记协助、活动策划等公共服务？
吴涛：区别首先在于，集聚区能够提供物理空间和服务团队。上海在建设服务中心时，考虑到一些组织从准备到完成登记需要时间，因此为有相关需求的组织提供过渡性共享工位，帮助它们降低前期成本。
第二，集聚区可以帮助组织对接政府部门。对于准备落地的组织，我们会梳理其需求，与有关方面沟通，协助寻找适合的对接路径。
第三，组织开展活动时，我们可以帮助连接场地、政府部门和合作伙伴，也会梳理适用的服务和支持政策，让组织更方便地了解和使用。具体服务与资金支持，仍需根据组织类型、项目和政策条件判断。
侯燕：也请王部长介绍一下深圳、河套的做法。
王泽彬：我们的思路与上海有相通之处。河套也准备了共享培育空间，为有落地意愿的组织提供过渡支持，包括共享工位、办公室和活动空间。
一些在境外或香港成立的组织，到内地设立代表处时需要满足相应法律条件。对仍在准备阶段、尚未满足适用条件的组织，我们希望通过培育空间和公共服务，帮助其做好前期准备。
在业务主管部门对接方面，省、市科协也给予了支持。我们会帮助组织了解程序、对接资源，让符合条件的组织更顺利地开展工作。
给正在建设集聚区的地区，一条什么建议？
侯燕：最后，请每位嘉宾用一句话或几句话，给正在筹建、建设国际科技组织集聚区的地区提一条建议。
张英杰：用未来之城开放未来场景，用未来技术吸引国际组织，再由高水平国际组织赋能未来产业发展。
王泽彬：一是规划先行，二是搭好服务平台，三是帮助国际科技组织连接资源。集聚区不能只提供空间，还要帮助组织找到发展的伙伴和机会。
芦晓鹏：服务先行，共同发展。
王佳：要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，提供有利于组织保持中立、独立和多元参与的制度环境，支持跨国合作，让公信力在这里生根。
吴涛：在合规、安全的前提下做好服务，帮助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融入和建设生态。
张泽松：希望大家都成为生态的合伙人，以人为本，让人才留得住、生活得好。大学也应积极参与，在人才和创新方面发挥作用。
PART 04结语
侯燕：今天的讨论从生态、服务、公信力和未来出发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：集聚区不仅要让组织进得来，更要帮助组织发展起来，让人才、科研、产业和国际合作真正连接起来。
国际科技组织生态的建设，既需要台上嘉宾的真知灼见，也离不开台下嘉宾、听众以及每一位同行者的关注、支持与参与。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，才能让今天的交流不止于思想的碰撞，让美好的计划与愿景走向具体的行动和实践。感谢六位圆桌嘉宾，也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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